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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国的故事(78)-一八〇〇年革命  

2015-10-19 10:14: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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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站在二百年后的今天看当时的形势。“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个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差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有点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做“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利益和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共和”的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Framers)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党”。他们挖空心思想要制衡的是“派”(Faction),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里说的那样,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可以有效地限制“派别之争”。“派”与“党”的区别在于,“派”是为了某个比较单一的主张临时聚集起来的一拨人,它严重依赖某个领导者,在达到目的或领导者不能再领导的时候往往就烟消云散了;“党”有明确的、长远的目标,是系统的、永久的组织,它不会随着某个领导者的消失而消失。这样看来,“联邦党”更像“派”,“共和党”更像“党”,这是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性格决定的。汉密尔顿绝对是“精英”的代表,他的天才成就了他,但同时也阻止了他与普通人的交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他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民融为一体。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国父”,只在乎精英阶层的认可,根本不屑于向普通民众解释他的主张:解释了你们也听不懂,瞎耽误功夫,反正我是最棒的,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尽管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但他没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理解,他不属于那个时代。“联邦党”从来没像“共和党”那样扎扎实实地建立基层组织,而是严重依赖华盛顿的支持和汉密尔顿的判断力。当这两样都出问题时,“联邦党”就死定了。杰斐逊的“共和党”虽然不像现代的政党那样组织严密,但他和麦迪逊在全国都建了支部,第一个支部竟然建在“联邦党”的大本营纽约。“共和党”领袖特别在乎民意,顺民意而动。对错不重要,选票才重要,他们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规则了。出身上流社会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愿意放下身段,亲近人民,不管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命中注定,“党”必定战胜“派”。那么,那部忽视了“党”的宪法怎样在“政党政治”中生存下去呢?它又怎样在强大的政党面前维持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这些问题的答案花了美国人二百年的时间,而这一切都起源于1800年的大选。

 

1800年,人类走进十九世纪。但是,就在新世纪降临之前两个星期,17991214日,67岁的乔治·华盛顿离开了人世。本来,他不应该走得这么早。12日,他偶染风寒,出现炎症。仔细调理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那时候的医生只会做一件事:放血。结果,在他身体里的血被放掉将近一半时,他彻底垮了。他走得很从容,也很勇敢。他在遗嘱中释放了他名下所有的奴隶。跟整天嚷嚷着人人平等却到死都没释放过一个奴隶的杰斐逊比起来(他只释放了他的几个私生子),华盛顿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波士顿,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整个城市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和沉痛的悲哀。在费城,众议员约翰·马歇尔代表国会向华盛顿致颂词。他引用华盛顿的老战友亨利·李(Henry Lee)将军的那句著名的话: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他同胞心中的第一人。”(First in war, first in peace, and first in the hearts of his countrymen. 这位带领美国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领袖,终于没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但他身后的国家将在新世纪里走向辉煌。也许,正因如此,他从人变成了神,变成了画像、雕塑、纪念碑,没有缺点,没有感情,没有个性。他似乎也刻意塑造了这样的自己。当一位画家企图让他敞开心扉以便捕捉到他的神韵(你可以在一美元钞票上看到这位画家为他画的像),他拒绝了。画家抗议道:“你应该让我忘记你是华盛顿将军而我是个画家。”华盛顿冷冷地说:“你不应该忘记你是谁或谁是华盛顿将军。”他就这样冷漠地面对世界,但世界永远无法忘记他。对于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阿碧格尔·亚当斯的一句话应该是对面具下的他最好的总结:“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他最好、最伟大的颂歌。”(Simple truth is his best, his greatest eulogy.)那个会哭、会笑、会闹、会跳舞、会追女人、会发脾气、会爱、会恨、会沉默的人,那个压抑着自己强烈情感的人,那个曾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存在的人,他真的来过,真的在这个星球上走过。这,就是简单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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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元钞票上的华盛顿头像
 

华盛顿的去世是对“联邦党”的沉重打击,杰斐逊说:他们再也没法躲在华盛顿的影子里了。当他们独自面对“党争”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其实,从亚当斯成为总统的第一天起,斗争就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费城的政客们因党派而互相为敌,本来的熟人、朋友在大街上若远远地看见都会赶紧躲开,换条路走,就怕见面打招呼。只有在迎面撞上、无处可躲的情况下,大家才会手触帽沿勉强行个礼。人性被如此扭曲,两党之间的你死我活可见一番。当然,“联邦党”的困境主要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基本上为他们敲响了丧钟。尽管亚当斯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胜利来的太晚了。“共和党”告诉人们:“选亚当斯就是选战争,选杰斐逊就是选和平。”这真是超讽刺。事实是:亚当斯与法国签的条约为美国赢得了和平,而杰斐逊上台后拒绝与英国续签和约,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但是,没有人能掐会算,谁说得漂亮咱听谁的。此时此刻,杰斐逊是众望所归。

 

如果说,华盛顿是神,那么,杰斐逊就是迷。他的世界你真的不懂。不仅因为这位“人民的人”(People’s Man)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奢侈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巨额债务上,不仅因为他声称相信普通人的智慧却从来不曾真正与普通人交往过,不仅因为他做为《独立宣言》的作者却在“独立战争”中没有开过一枪,不仅因为他高喊着自由却在入侵的英军面前仓惶逃窜,不仅因为他反对“党争”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党,不仅因为他崇尚和谐却支持血流成河的“法国革命”,不仅因为他强调州权却在上台后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因为他反对中央银行却利用它成就了自己最辉煌的政绩,不仅因为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也不仅因为他的原则和行为分别属于两个世界。这个谜更重要的表现是他对上级和朋友的背叛。他给华盛顿当国务卿时处处与华盛顿作对;他给亚当斯当副总统时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亚当斯赶下台。于公,他对总统不忠;于私,他对朋友不义。但是,他真诚地相信,华盛顿和亚当斯背叛了共和原则,把美国领上了歧途,他要拯救这个国家;他也真诚地相信,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他是能带着这些信念过测谎仪的。最奇怪的是,后世似乎更在乎他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似乎完全建立在那55个闪闪发光的英文词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你见过这么幸运的迷吗?

 

“共和党”开足了火力猛轰亚当斯,而亚当斯好像天生就是活靶子。他似乎承担了所有本不应该完全由他承担的罪责(比如《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但同时,他没有得到任何本该完全属于他功绩(比如与法国的合约)。“共和党”说他想当国王,大家就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儿子。说来也巧,美国前五位总统中,除了亚当斯,其余四位或者没孩子,或者只有女儿。亚当斯的儿子后来还真成了总统,可见男性继承人有多可怕。不能怪革命人民警惕性高,反正,总统有儿子非社稷之福,你让亚当斯到哪说理去?带着“原罪”的亚当斯,倒霉就倒霉在他交了个好朋友杰斐逊,因为这个好朋友还有个更好的朋友麦迪逊。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麦迪逊已经从众议院退休回家了,这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共和党”全力对付亚当斯。麦迪逊跟亚当斯没有私交,他整起亚当斯来可不讲一点情面。问题是,麦迪逊凭空造出来的那些话即使他自己信,杰斐逊也不应该信,因为他太了解亚当斯的为人了。你可以说亚当斯不是个出色的总统,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出色的人。他的诚实、正直、坚毅,他高尚的道德,在“国父”群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人品完美无暇。然而,杰斐逊一句都没为亚当斯辩解,他听凭麦迪逊和他的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身为副总统,居然花钱mai通那个叫詹姆斯·卡伦德(James Callender)的著名记者,向他透露政府机密,还让他污蔑亚当斯要跟法国开战,然后当终身总统。还记得卡伦德吗?汉密尔顿的“雷诺兹丑闻”是他曝的,现在又造亚当斯的谣。根据《煽动叛乱法》,他被判九个月监禁。他在蹲监狱的时候好像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问杰斐逊要更多的钱。杰斐逊不给,他就到处说是杰斐逊让他写文章骂亚当斯的。杰斐逊不承认,他干脆把杰斐逊当初写给他的信登在报纸上。在铁证面前,杰斐逊忽然得了“失忆症”,完全认不出他的亲笔信。在今天,副总统贿赂媒体诽谤总统是重罪,但杰斐逊的时代法制不健全,没人把他怎么样,这顶多是个道德问题,他顶多让亚当斯伤透了心。

 

当然,“联邦党”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像“共和党”一样恶毒,杰斐逊在“联邦党”的笔下同样十恶不赦。有趣的是,“共和党”给亚当斯造的谣一点谱都没有,完全靠想像力,但“联邦党”给杰斐逊造的谣多多少少是有影的。原因很简单,亚当斯除了有时出言不慎,没什么别的毛病,而杰斐逊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太多,小辫子一抓一大把,都不用编造。比如,“联邦党”说,杰斐逊与他的奴隶有染。杰斐逊打死不承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也认为这是谣言,直到1998年,科学家通过DNA比对才证明了此事不虚。不管怎样,亚当斯本人从来没用任何方式对杰斐逊进行人身攻击,他只抨击他的政治观点。私下里,他甚至骂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说,杰斐逊比你们这帮人高尚,我宁可给他当副总统!这是亚当斯的悲剧所在:他的头号敌人竟然不是杰斐逊,而是汉密尔顿。他宁愿败给杰斐逊,也不愿与汉密尔顿妥协。此时的“联邦党”基本上分裂为两派:团结在汉密尔顿周围的“保守派”或“右派”,和以亚当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两派自己先干上了,怎么可能一致对外?他们连应不应该推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都没搞定(汉密尔顿想推品克尼),你还指望他们全力支持亚当斯吗?汉密尔顿铁了心要把亚当斯拉下台,他甚至发表文章攻击亚当斯,由此可见“联邦党”组织的松散和汉密尔顿的任性。华盛顿在的时候,有华盛顿给他把关,他出不了什么岔子。现在,华盛顿走了,没人拦得住他,汉密尔顿在判断力上的缺陷再配上他超人的能量,对亚当斯和“联邦党”的打击是致命的。

 

你也许会问,汉密尔顿自己咋不想当总统呢?说他完全不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从来没公开表达过这个愿望。学者们的分析是:“雷诺兹丑闻”是一个原因,他不愿放弃他的法律业务和他对家庭的承诺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观点太鲜明、太前卫,他本人又太骄傲、太强势,不管他多么正确,在民主意识已经苏醒的大众面前,他得不到支持。他不在乎民意,但民意能决定他的前途。他和亚当斯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孤独的行者,他们只想做他们认为对的事,而不一定是人民想要他们做的事。民意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更愿意停留在少数人手中。人民往往要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有时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规则。人民需要成长,政治家也需要成长。不懂规则又拒绝成长的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依然沉浸在“精英政治”的梦里,在他们的梦醒时分,世界已变得不同。


腹背受敌的亚当斯在大选中落败不是悬念,但他的成绩却出人意料地好。经过一整年的厮杀,到180012月,最后的结果终于出来了。在没有南方和西部的支持又丢了纽约的情况下,亚当斯得了65票,只比杰斐逊少8票。这8票来自南卡罗来纳。本来,南卡罗来纳是倾向于投“联邦党”的,但因“联邦党”的分裂,这8票飞了。杰斐逊之所以能领先,完全得益于纽约州,而纽约本是“联邦党”的地盘。两党在纽约的争夺非常激烈,亚当斯仅比杰斐逊少得250张普选票,但根据“胜者通吃”的原则,纽约的12张选举人票全归杰斐逊。如果亚当斯赢得纽约,他将以7161票领先,即使南卡的8票投给杰斐逊,亚当斯还能赢;如果当初宪法没有“五分之三妥协案”,南方各州没有那么多选举人票,即使亚当斯失了纽约,他也能赢;如果签定美法和约的消息早来两个月,亚当斯几乎肯定能赢。我们说了太多的“如果”,历史不能假设,但亚当斯的成绩至少说明,在那么不利的条件下,他还是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他不是大家印象里的“跛脚总统”。美国人应该感到非常幸运,他们的第二位总统是亚当斯而不是杰斐逊。亚当斯政府也许没有华盛顿政府那么强大的创造力,但他忠诚地维护和坚持了华盛顿的对内对外政策,保证了联邦政府的延续性,使“联邦党”设计的框架更加稳固,以至于“共和党”上台之后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汉密尔顿的经济制度,也就无法让美国完全倒退回农业社会,尽管杰斐逊的理想就是把美国变成小农的天堂。


跟亚当斯比起来,费了那么大劲、本来应该势如破竹的杰斐逊成绩可不算好。不错,他得了第一名,但不意味着他肯定是总统,因为还有一位并列第一名,他就是亚伦·波尔(Aaron Burr)。亚伦·波尔的表现太有戏剧性了。可别小瞧纽约人波尔,他的高贵出身没几个人比得上。他父亲老亚伦·波尔大主教是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二任校长,他母亲艾斯特·波尔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女儿,爱德华兹就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期那位著名的教士(参看《美国的故事(20)-革命前夜》)。不幸的是,波尔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三岁时,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也去世了,他由叔叔养大成人。“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大陆军,经历了“远征加拿大”、“纽约之战”、“锻造山谷”、“蒙茂斯之战”,因功升为中校。退役后,他成为一位律师,在纽约市开始了自己非常成功的法律业务。那时候,他经常和纽约的另一位法律界新星汉密尔顿合作办案。汉密尔顿名气大,他那张嘴大伙已经领教过了。波尔不服气,有机会就要争一争。有一次,一位客户请他们俩一起办个案子。两人说好,波尔做开头的陈述,汉密尔顿做结尾的陈述。一般结尾比较重要,陪审团也记得住。波尔下了苦功夫,把他那段辩词搞得天衣无缝、精彩绝伦。等到该汉密尔顿做总结时,破天荒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汉密尔顿表示:“我无话可说。”能让汉密尔顿闭嘴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可见波尔的论证多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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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伦·波尔

后来,波尔像汉密尔顿一样投身政治。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直到1791年,波尔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将军,当选联邦参议员,他与汉密尔顿就结下了梁子。汉密尔顿不是个小心眼儿的人,他不会单纯因为波尔打败他岳父而生气,他与波尔结仇是因为波尔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很多学者把波尔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现代政客”。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这些“老绅士”,从来不宣扬自己的野心,竞选都是羞羞答答的,不亲自出面。波尔可不管这一套,他像现代的候选人一样到处推销自己。老一代“国父”们都是有理想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波尔为达目的什么都敢干,完全颠覆了当时人对政治的理解。汉密尔顿虽然与波尔是同龄人,但他是保守价值观的守护者,也是纽约政坛无可争辩的领袖。波尔的迅速崛起不但触犯了他的利益,也触动了他的底线。汉密尔顿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比杰斐逊更可怕的敌人,他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杰斐逊一看,竟然有人在汉密尔顿的老巢捣乱,太好了!咱得团结这样的力量。恰在此时,波尔主动到蒙特塞罗找杰斐逊了。他告诉杰斐逊,如果你让我当你的竞选伙伴,我保证把纽约给你拿下。杰斐逊大喜过望,他发现,他根本不必担心波尔到底属于哪个党,哪个党对他有利他就是哪个党,太现代了!虽然杰斐逊心里对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有些芥蒂,但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赢了再说。于是,“共和党”推杰斐逊为总统候选人,波尔为副总统候选人。可是,杰斐逊远远低估了波尔的能量,再加上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出现之前的那个“奇葩”选举法,最后的结果是,波尔也得了73票,与杰斐逊并列第一。

 

根据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投票决定他们俩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此时的国会还在“联邦党”手中,鬼知道他们会选谁,反正“联邦党”是绝对不会痛痛快快地让杰斐逊当选的。哼,我就让你给这个小人当副总统,我恶心死你!波尔如果是个厚道人,他此时就应该主动站出来说,我不想当总统,让给杰斐逊。不管怎么说杰斐逊也比他有资格,这是大家的期望。但是,波尔偏不。他不出声,心里憋着劲儿要争总统。杰斐逊这下可真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恨不得一头撞死。我给波尔当副总统?这不是侮辱人吗?那还不如给亚当斯当副总统呢!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杰斐逊吃嘛嘛不香,简直郁闷死了。国会要到18012月才投票,一时间,京城中流言四起。有的说,波尔已经与“联邦党”密谋好了,到时候“联邦党”议员会投他的票,他当选后会保护“联邦党”的利益;有的说,亚当斯总统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愿意主动辞职,这样,副总统杰斐逊就可以直接当总统了;还有的说,杰斐逊与“联邦党”密谈,承诺保护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保留海军,不打扰现任公务员,以此换取“联邦党”的选票,等等。听上去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对于这些传言,杰斐逊后来矢口否认,他说他根本没跟“联邦党”做交易,他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进白宫。真真假假已经分不清了,波尔和杰斐逊都不是省油的灯,也都不是待宰的羔羊,背后一点事没有是不可能的。


杰斐逊至少做了两件事。他找了一次亚当斯,希望亚当斯为他说两句话。亚当斯没好气地说:这事儿我管不着。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接受“联邦党”提的条件不就得了?杰斐逊不干。18011月,杰斐逊拜访弗农山庄,祭奠华盛顿。华盛顿去世后,连英王乔治三世都让皇家海军降半旗致敬,连拿破仑都下令法军军官戴黑纱三个月表示哀悼,但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从来没出现在任何纪念场合,也没为华盛顿说一句话。现在,他为了讨好“联邦党”,总算完成了这趟姗姗来迟的“朝圣之旅”。玛莎烦透了这场政治秀,从头到尾没给他好脸色。杰斐逊该折腾的都折腾了,但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最后出手救他的,是他的宿敌汉密尔顿。


1801211日,众议院开始投票选总统。那个“难产”程度似乎在大家意料之中,连投35轮都没能打破僵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这时,汉密尔顿告诉“联邦党”的朋友们,杰斐逊和波尔都不是好东西,但杰斐逊会是个比较好的总统,因为他会为美国人民谋福利。波尔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政客,他只会为自己谋福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吧。217日,在第36轮投票中,杰斐逊终于胜出,成为第三位总统。当然,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汉密尔顿一句话定的,中间应该有无数的争论和妥协,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汉密尔顿搅黄了波尔的总统梦,他与波尔的仇越结越深。四年之后,他们终于上演了那场著名的决斗。


在亚当斯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联邦政府迁入新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Washington, D.C.)。经过十年的建设,这座还没完工的小城初具规模。道路还坑坑洼洼,建筑垃圾到处都是,能住人的房子很少,但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勉强可以使用了。这座城凝聚着华盛顿的心血,但他一天都没住过。亚当斯是第一位迁入白宫的总统,但那时候的白宫还不叫白宫,它叫“行政官邸”(Executive Mansion),它比现在的白宫小。尽管大家还在抱怨着这个鬼地方,但联邦政府总算有了永久的家。

 

亚当斯总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召回驻普鲁士大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的孩子该回家了。

 

180134日是新总统的就职日。这一天凌晨4点,亚当斯坐着公共马车(就像今天的公共汽车)离开了首都华盛顿。他没有参加新总统的就职礼。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他与杰斐逊没有交流过只言片语。但是,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年,友谊重新回到他们中间。他们用同样的精彩和深情为后世讲述了共和国的青葱岁月。仇恨被忘记,伤口被抚平,他们带着对彼此的思念在同一天离开人世。那一天,他们的国家独立五十周年。

 

中午12点刚过,杰斐逊从他住的旅馆里走出来。57岁的他身高1.9米,长着栗色偏红的头发,看上去比亚当斯年轻得多,高大得多,也英俊得多。与前两位总统不同,他没有乘坐豪华的专用马车,而是步行来到国会山(Capitol Hill)。这一路上礼炮齐鸣,人潮汹涌,所有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在迎接一位“人民的总统”。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了杰斐逊的就职典礼,一千多人挤在新建的参议院大厅,虔诚地聆听新总统的就职演说,这可能也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就职演说。杰斐逊做的事不一定让你感动,但他说的话绝对会让你热泪盈眶,因为他向你倾诉的,是和平与和解,是自由与宽容:

 

“所有的人都应该牢记那个神圣的原则,虽然多数人的意愿应该得到体现,但少数人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同胞们,让我们团结在同一颗心中,让我们重建和谐与情感。没有爱,自由将离我们而去。。。不同的意见并不代表不同的原则。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分裂联邦,有人想改变共和体制,那就随他们去吧,不要干扰他们,他们的安全正是宽容的见证,理性将享有充分的自由。。。”

 

听上去真的好伟大,你应该知道杰斐逊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了吧?他到底啥意思,我们以后再说。此时,杰斐逊豪情万丈地宣称:1800年的大选不是一场选举,而是一场革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啦!从此,“一八〇〇年革命”(Revolution of 1800)这个词就走进历史教科书。至于这“革命”有多少水分,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故事中慢慢探索。但是,这次大选把权力从一个政党和平传递到另一个政党手中,这是新大陆开天辟地第一次(前三次选举都属于“内部交接”)。针锋相对的两党,耍尽了阴谋,使尽了手段,但没有流血,没有杀戮,那个一直让人提心吊胆的共和体制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宪法经受住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成败双方都是英雄。从这一点上说,它是一场革命。


“共和党”在1800年不仅赢得了白宫,还赢得了国会,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走进十九世纪。在这一dang独大的天下,那还不是想咋折腾就咋折腾,谁管得了咱?但杰斐逊没想到,他的“革命”从一开始就遭遇顽强的阻击,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是谁在满盘皆输的情况下坚守着最后一块阵地?他将怎样为一边倒的权力重新找到平衡?请看下一个故事:午夜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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