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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草莓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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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国的故事(50)-记住女士们  

2013-09-02 09:32: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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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她们与父兄、夫君一起,以她们对革命的理解,以她们特殊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烙印。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将军、政治家、外交家,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作坊、商场、军营、政治沙龙、欧洲宫廷。有人叫她们“建国国母”(Founding Mothers),有人叫她们“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不管是“母”还是“女”,她们都尽心尽责,把爱献给她们的亲人和国家,她们追求自由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难怪查尔斯·康华利(Charles Cornwallis)将军说,即使他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

 

如果你问,美国最著名的“国母”是谁?可能你得到的第一个名字是:阿碧格尔·史密斯·亚当斯(Abigail Smith Adams)。阿碧格尔是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她是美国第一位“第二夫人”(副总统夫人)和第二位“第一夫人”(总统夫人)。她既是总统的妻子,也是总统的母亲,这一殊荣至今为止只有一个女人与她分享,她是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但阿碧格尔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的总统老公和总统儿子,而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她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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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碧格尔·亚当斯 

 

阿碧格尔生得娇小玲珑,却是个大才女,她的写作技巧足以让文笔犀利的丈夫甘拜下风。历史学家们很幸运,因为阿碧格尔的笔为他们描绘了一场真实、生动的美国革命,她与亚当斯父子以及其他政治领袖的通信,还有她的日记,都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最宝贵的记录。阿碧格尔的政治嗅觉异常敏锐,她的见解在很多时候都远胜当时的政要名流。应该说,她是第一位对美国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

 

十八世纪的北美和欧洲女人,没有gong民权,没有议政权,甚至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她们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那些永远彬彬有礼、处处女士优先的绅士们,他们在女士面前所有的殷勤、体贴、温存,是出于爱,出于强者对弱者的怜悯和关怀,但不是出于平等的尊重。阿碧格尔也许是第一个倡导“女权”的人。在她心中,美国革命的目标是全体美国人的自由,而不只是男人的自由。可惜,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所有的“建国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都是“性别主义者”(Sexist)。为了保护“美利坚的母亲和女儿们”,他们可以出生入死,但是,“女权”?想都不要想。每当阿碧格尔谈到女人的平等地位,“国父”们就会集体失聪。他们才不跟女人一般见识呢。

  

早在1775年,约翰·亚当斯还在费城开大陆会议,绅士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商讨如何与英王妥协,阿碧格尔已经在思考“独立”了。她说:“让我们(与英国)分离,他们不配做我们的兄弟,让我们祈求上帝摧毁他们的意志、消灭他们的企图。”她甚至跟亚当斯讨论独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亚当斯很同意妻子的意见,但他也很明确地告诉阿碧格尔:女人不应该过多地谈论政治。

 

1776年3月,大陆会议就独立的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阿碧格尔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下了那段经典名言:“我真希望你们已经宣布独立。在你们将要制定的新的法律中,我恳求你们,记着女士们(Remember the Ladies)。要比你们的先祖对女士更宽厚更关照,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记住,所有的男人,只要条件允许,都可能成为暴君。如果女士们得不到关怀和照顾,我们就会挑起叛乱。我们将拒绝遵从法律,因为法律中没有我们的声音,也没有我们的代表。”

 

约翰·亚当斯是怎样回答妻子的呢?他用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你们女人不需要权利,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他说:“我们男人似乎很强势,但那只是表面文章。我们哪敢不公平、不温柔?我们看上去是主人,实际上是仆人,完全服从裙带的调遣。你们一声令下,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战士们定会勇往直前。”呵呵。亲爱的,等着吧,一百五十年后女人才有投票权呢。

 

自从亚当斯卷入政治,他不得不放弃律师业务。他先在费城做大陆会议议员,后来又被派往欧洲,历任驻法特使、驻荷特使、驻英公使,长期不在家。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阿碧格尔身上。没有了亚当斯做律师的收入,在城里的生活也就没了着落,大陆会议那点工资发和不发差不多。阿碧格尔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波士顿,搬到乡下的小农场。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大主教的女儿,卷起袖子当起了农妇。谁也没想到,她居然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果园、麦田、菜地,都收获颇丰。在艰辛岁月中,阿碧格尔用勤劳的双手维持了一家的温饱。她还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保证他们学业有成。亚当斯出使欧洲时,阿碧格尔只提了一个条件:你要走可以,但必须带上长子,10岁的小“神童”,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她要让小约翰·昆西去欧洲受教育。约翰·昆西先后在法国、荷兰、瑞士读书,14岁就给美国驻俄特使当翻译,成了最年轻的外交官。阿碧格尔也许不知道,她正在为儿子铺设一条通往白宫的路。

 

在阿碧格尔的挣扎和等待中,有一位朋友永远不离不弃地支持着她。这位朋友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女,莫茜·奥提斯·华伦(Mercy  Otis Warren)。莫茜·奥提斯生于1728年。她父亲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是个法官,后来当选为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莫茜从小就与兄弟们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一起读书。男孩们长大后都进了哈佛,女孩们就留在家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莫茜凭着过人的天赋,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剧作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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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茜·奥提斯·华伦
  

莫茜的父兄都是马萨诸塞政坛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家就是个政治沙龙的集会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名人”来访。在北美抗税风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奥提斯家成了革命大本营。萨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约翰·汉考克等当时最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奥提斯家的常客。还记得第一个提出“没有代表的税收就是暴政”的那位大律师詹姆斯·奥提斯吗?他是莫茜的哥哥。莫茜的丈夫詹姆斯·华伦(James Warren)也是个著名的政治领袖,他与亚当斯兄弟一起组建“通讯委员会”,迈出了殖民地联合的第一步。在这种浓郁的政治氛围中长大的莫茜对政治超级敏感。

 

有人说,上帝把莫茜和阿碧格尔这两个女人安排得恰到好处。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近(都在波士顿附近),她们成了好朋友;也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远(不在同一个城镇),她们不能天天见面,只能通过书信互相倾诉。正是她们的文字为后世留住了这段历史。

 

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清教”是基督教派别中最保守的一支,特别死板。比如,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娱乐,甚至不能高高兴兴地庆祝圣诞节,好像只有苦行僧式的修行才能体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但这种刻板、枯燥的教育并没能遏制莫茜的天才。她从来没到剧院看过戏,因为波士顿没有剧院,但她却凭想象写了五部戏剧。她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诗歌,既有犀利的政治见解,又有浪漫的少女情怀。1805年,莫茜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和结束》(The Ris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了,这部长达三卷的著作是第一部由女人写成的美国革命史。

 

华盛顿驻兵波士顿城外的坎布里奇时,经常邀请阿碧格尔和莫茜到军营去喝茶、聊天,从与她们的谈话中受益非浅。华盛顿喜欢成熟、有智慧的女人,他很欣赏她们的才华。两位女士也很享受与华盛顿的交往,她们还常向丈夫、亲友们“八卦”一下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阿碧格尔写信给在费城的亚当斯,对华盛顿的容貌、举止、品德赞不绝口,还找了一首诗来形容他的伟岸,搞得亚当斯吃了半天干醋。其实,阿碧格尔她们去军营,更多的时候是与另一个女人拉家常。她就是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喀斯提斯·华盛顿(Martha Custis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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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莎·华盛顿

 

玛莎没有阿碧格尔和莫茜的才华。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甚至写信时语法经常乱七八糟。她每次给阿碧格尔和莫茜写信,华盛顿都会亲自给她把关,省得让才女们笑话。实际上,他完全不必担心。玛莎非常聪明灵巧,她的温柔、亲切、简单、从容不仅征服了新大陆最强势的男人,也赢得了女人们的心。阿碧格尔对玛莎的评价很高,她说,玛莎在平平淡淡中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她。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玛莎都是个“小女人”。她身高1.55米左右,与1.88米的华盛顿站在一起,称得上“最萌身高差”。有人说,华盛顿是看中了玛莎的钱才跟她结婚的。这可能有点太“小人之心”了。玛莎的财富确实让她很有底气,华盛顿也确实不会娶一个平民家的女孩,但他们同样都不会忍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事实上,不管是当时人的记录还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和谐、亲密、恩爱的“第一家庭”(First Family)。

 

生于安乐长于富贵的玛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守着自家的庄园,相夫教子,安度一生。在华盛顿没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前,玛莎从没离开过弗吉尼亚。1775年6月,华盛顿接受了大陆会议的任命,来不及回弗农山庄,直接从费城赶往坎布里奇接管大陆军。临走前,他给玛莎写了一封信,有点“矫情”地说: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但实在推不掉,我最渴望的就是和你在一起。玛莎很伤感,但她非常清楚华盛顿的野心,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况且,她也赞同丈夫的政治理想,愿意为他牺牲舒适的生活。

 

对波士顿的围困进入“胶着”期,战事一时半时完不了。当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玛莎温暖的怀抱。1775年冬,华盛顿写信请玛莎来军营团聚。玛莎克服了她的“出门恐惧症”,在寒冬中艰苦跋涉二十多天才来到坎布里奇。这一路上,她第一次品尝当“公众人物”的滋味。所到之处,各州各县的头头脑脑和他们的太太们都忙不迭地招待,大献殷勤。玛莎明白,她那默默无闻的清净日子永远结束了。幸亏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突如其来的尊荣不会受宠若惊。没人教给她怎样做“总司令夫人”,她的本色演出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

 

玛莎刚到军营的时候,战士们都好奇地赶来看“将军夫人”长啥样儿。她是不是美丽动人?她是不是雍容华贵?她是不是像公主一样骄傲?当他们看到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衣着朴素的玛莎从马车上下来时,他们还真有点大跌眼镜,觉得她配不上高大、威武、英俊的“将军阁下”。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小女人”似乎有一种魔力,把他们的总司令“管”得服服贴贴的。在她来之前,华盛顿终日严肃得让人害怕,冷得像块冰,好像人人欠他二百块。玛莎一到,华盛顿立刻放松了很多,脸上的表情也有了亲和力。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去向华盛顿报告点事。华盛顿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二十岁。华盛顿说:你这点年纪就当军官不觉得太年轻吗?小伙子紧张死了,结结巴巴地说:“我虽然现在很年轻,但我每天都在变老。”这时,他看到华盛顿扭头与坐在旁边的玛莎相视一笑。这个浅浅的微笑显然给那小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就说“我看见他笑了!”可见华盛顿平时有多严肃。

 

有玛莎在,军营有了女主人,华盛顿也有了主心骨,他把那些迎来送往的杂事儿全都交给玛莎。一到冬天休战的时候,军官太太们都来军中探亲,还有各地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也来拜访。华盛顿喜欢有女士相伴,但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难免东家长西家短地挑点事。一碰到这种主,华盛顿就以“军务繁忙”为由玩失踪,留下玛莎对付叽叽喳喳的女人们。玛莎总是亲切、耐心地倾听所有的诉求,把每个人安慰的舒舒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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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与华盛顿 

 

尽管玛莎在军营有很多应酬,但那绝不是她做得唯一的事。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缝补补”上。后世的美国人一提到玛莎·华盛顿,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锻造山谷(Valley Forge)那个著名的冬天。由于gong应极度匮乏,战士们缺衣少食,两千人冻饿而死。玛莎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看望生病的战士们,给他们缝补衣裳,还带着军官太太们纺纱织布,为战士们送去温情。玛莎的身影是母性与女性的象征。据说,华盛顿怕玛莎染病,不想让她去看伤员。玛莎说:如果你放弃战斗,我就停止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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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在锻造山谷 

 

独立战争打了八年半,玛莎在军营度过了八个冬天,断断续续加起来共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她一般是入冬来,初夏走。她回忆说:“每一场战斗的第一声和最后一声炮响我都听到了。”她也许忘了,刚到军营的时候,每一声炮响都会让她发抖。这个曾经无忧无虑、小鸟依人的女孩,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和成熟。有人说,她的牺牲和奉献是出于责任感。但在拉法耶特的眼里,她的故事是那么浪漫。他说,玛莎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她疯狂地爱着她的丈夫”(She loved her husband madly)。华盛顿需要一双“温柔的手”,那双手永远属于玛莎。不管出于理智还是情感,玛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色的“第一夫人”。人们喜欢称她为“华盛顿女士”(Lady Washington),而不是“华盛顿夫人”(Mrs. Washington)。一是因为“女士”是对贵族女子的特称,显示对她的尊重;二是因为“女士”更加独立,不是丈夫的附属品,以此表彰她对“美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在军营中与夫君共度战火与硝烟的不只玛莎,还有其他的女士们,比如亨利·诺克斯的妻子露茜·弗拉克·诺克斯(Lucy Flucker Knox),纳森内尔·格林的妻子凯瑟琳(凯蒂)·里特菲尔德·格林(Catharine Littlefield Greene),还有斯特林将军的妻子和女儿,斯凯勒将军的妻子和女儿,等等。女人们在军营中结成的“战时友谊”后来成了她们最甜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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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茜·诺克斯 

  

露茜18岁时嫁给24岁的亨利·诺克斯,一年后“独立战争”就爆发了。她出身于波士顿一个富裕的保王党人家庭,父母坚决反对她与诺克斯的婚姻,因为诺克斯是革命派。但露茜不顾一切地与心上人在一起。1776年1月,诺克斯经过两个月的跋涉,终于把60吨各种大炮从“泰要塞”运到波士顿城外。这些大炮是导致英军撤出波士顿的最直接的原因。英军走了,露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跟着英军一起走了。从此,露茜再也没见过她的家人。她曾为此极度痛苦,在孤独和绝望中写信给妹妹,请求她们与她联络,但她没得到任何回音,也没得到父母的原谅。露茜没有消沉下去,她的快乐天性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让诺克斯对她如醉如痴。露茜一有机会就带着年幼的子女到军中与丈夫团聚,她的笑声把欢乐带给每一个人。

 

在所有的军官太太中,最漂亮、最活泼的是格林的妻子凯蒂(Caty)。她年轻貌美,舞姿轻盈,很得超级大“舞棍”华盛顿的欢心。1779年,为庆祝美法联盟一周年,诺克斯在他的指挥部办了场舞会。华盛顿先跟露茜跳了一曲,算是开场,又跟每位军官太太各跳一曲。在完成了他的“社会责任”后,剩下的整个晚上他都与凯蒂共舞,他们一曲不落地跳了三个小时,一次都没坐下休息。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华盛顿对美女基本上没有免疫力,但他有意志力。尽管他与凯蒂关系密切,却从没跟她传过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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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与凯蒂跳舞

   

女人们在享受与丈夫团聚的美好时光的同时,也对大陆军的悲惨处境忧心忡忡,她们在军中的所见所闻让她们无法袖手旁观。玛莎·华盛顿通过各种途径把大陆军的状况告诉各州政要的妻子们,希望得到她们的同情和帮助。男人无法停止勾心斗角,难道女人也要变得彼此陌生吗?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玛莎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她看到,女士们超越了她们夫君的政见分歧,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对革命理想的支持和向往。

 

1780年6月,一篇题为“一位美国女士的感想”(Sentiments of an American Woman)的文章出现在费城的主要报纸上。文章提倡所有的女士穿着更朴实、发型更简单,把省下的钱献给军队,并号召费城女士为大陆军募捐。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女人们开始讨论如何募捐的事,她们从没像现在这样如此活跃地参与政治生活。这篇文章的作者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子,她的丈夫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约瑟夫·里德,她的名字是艾丝特·德博特·里德(Esther DeBerdt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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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丝特·里德 

  

自从“独立战争”开始后,艾丝特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曾写信给丈夫说:“我们的理想是如此正义、如此高贵,我相信我们必胜无疑。为了这个理想,任何私利都应该被毫不犹豫地抛开。”这话若出自别人的口也许不算稀奇,但艾丝特说出来就有点不寻常了,因为她是英国人。

 

1747年,艾丝特生于伦敦一个富商家庭。她父亲的生意与新大陆关系密切,自然也就交了很多新大陆的朋友,其中包括约瑟夫·里德的父亲。后来,年轻英俊的约瑟夫·里德到伦敦学法律,认识了艾丝特并疯狂地爱上她。1770年5月,里德与艾丝特在伦敦结婚。不久,他们登船前往北美。当时,艾丝特以为他们只是去费城“小住”,很快就回来。但事实是,她再没有看到她的家乡。

 

费城是北美最大的城市,但跟“世界之都”伦敦比起来就是乡下。艾丝特开始时还真有点不xi惯,她思乡心切,盼着赶紧回去。正如她的孙子多年后写道:“八十年前,一个英国富家女下嫁北美被认为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所幸里德家是费城上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才华横溢的约瑟夫很快就建立起蒸蒸日上的法律业务,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里德夫妇回到新大陆时,北美的反英浪潮正风起云涌。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里德很自然地卷入一系列事件中。1775年,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里德陪他去马萨诸塞上任。他本以为是出趟差,却经不住华盛顿的死缠硬磨,毅然决定放弃费城的律师业务,留下给总司令当助理。后来,里德离开大陆军,当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大陆会议议员,又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战时州长。在这一连串的变化中,艾丝特始终站在丈夫身边。她对革命的态度也从同情变成积极的参与。

 

作为费城最有权势的人,约瑟夫·里德不可避免地常与华盛顿起争执,这既是不同观念的对抗,也是“州权”对“军权”的制衡。两人代表的利益不同,说不上谁更正确。艾丝特不想让男人间的争斗影响女人间的友谊,她与玛莎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愿意用行动帮助大陆军战士。

  

在发表了那篇“感想”之后,艾丝特组织“费城女士联合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of Philadelphia),还制定章程:女士们筹集到善款后交给州长夫人,再由州长夫人交给华盛顿夫人。如果玛莎此时正在军营,这笔款就直接交给她。如果她不在,这笔钱的用途将由华盛顿将军决定。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不管总司令怎样支配,他必须事先征得女士们的同意。二,这笔钱不能用来购mai军需物资,比如衣服、食物、qiang炮,等等。gong应军需是大陆会议和各州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男人尽不了的义务不能由女人承担。我们的钱是为了让战士们感到更快乐(Re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oldiers more pleasant)。

 

费城女士们分成一个个“小组”,挨家挨户地敲门,募集善款。她们做得很仔细,即使你只捐了一分钱,她们也会把你的名字写下来。结果,连艾丝特自己也没想到,她们居然筹集到三十万大陆元,大约相当于三千多英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美利坚“邦联”刚刚筹资开建了一个国有银行,它的原始注册资金也就比三十万大陆元多一点。可见女士们有多成功。其中,最大数额的捐款来自拉法耶特侯爵夫人(Marchioness de Lafayette),是拉法耶特以他妻子的名义捐的一笔钱。他说:“我很谦恭地担任她的大使,把这笔钱交到你们手中。如果你们接受它,我妻子将感到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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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特侯爵夫人 

 

费城女士的行动很快就传遍各州,新泽西、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等州的女士们也纷纷开始行动。弗吉尼亚的州长夫人玛莎·斯凯尔顿·杰斐逊(Martha Skelton Jefferson)写道:“华盛顿夫人把我们费城姐妹的事告诉我,我很荣幸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希望弗吉尼亚的女士们一起参与这一高尚的行为。”这封信是杰斐逊的妻子留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的文字。

 

艾丝特·里德拿着善款准备交给大陆军。可是,玛莎刚好不在军营。这笔款的用途应该由华盛顿决定。这下可有点糟了,因为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当艾丝特写信问华盛顿打算怎么用这笔钱时,华盛顿先感谢了女士们的慷慨,然后说:我知道女士们不想用它买军需物资,但我的战士现在最缺的就是衣服。能不能买些亚麻布给他们一人做一件衬衫?

 

真是太不懂浪漫了。艾丝特立刻回信:不行!我们不能代替大陆会议履行职责。我们就是想让战士们高兴,哪怕订个戏班子去让大家乐和乐和也比衬衫强。华盛顿碰上这么固执又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女人一点辄也没有。他又写信建议道:要不,你们把钱存进刚开张的国有银行,然后由银行去买衬衫行不行?艾丝特一看,这还不如直接买衬衫呢。这帮男人怎么这么不开窍?

 

艾丝特给华盛顿提了个反建议:我们可以把钱拿到银行,让银行把大陆元换成硬通货,比如英镑什么的,然后直接给每个战士发两块大洋,他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只要他们高兴我们就高兴。这回轮到华盛顿说“不”了。他的理由是:可能很多人会拿着钱去嫖娼或赌博,败坏军纪。而且,他们一旦尝到硬通货的甜头,以后谁还会接受大陆元的工资?我还是觉得买衬衫比较好,但我愿意听从你们的决定。可怜的华盛顿肯定在那儿抓耳挠腮,搞不懂女人的心是啥做的。

 

从华盛顿信中,艾丝特觉得这位总司令似乎有点受伤,他也许不xi惯别人一再违逆他的意愿吧。艾丝特跟女士们商量后,决定让步。1780年8月,她同意了华盛顿的请求,派人订购了大批亚麻布,开始做衬衫。可是,她没有看到这些衬衫。1780年9月18日,还有几天就过34岁生日的艾丝特·里德染上瘟疫,突然病逝。全费城的绅士都参加了她的葬礼。约瑟夫·里德泪流满面。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我爱她有多深,直到我永远失去了她。”

 

现在,由谁来完成艾丝特未竟的心愿呢?她就是费城社交界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女儿,萨拉·富兰克林·巴奇(Sarah Franklin Bache)。自从富兰克林出使法国后,萨拉就是父亲在费城的大管家,打理富兰克林的一切事物。由于父亲的关系,萨拉从小就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聚会,是费城的“名媛”。她后来嫁给理查德·巴奇(Richard Bache),与他生养了七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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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富兰克林·巴奇 

 

萨拉吩咐作坊继续做衬衫,并在每一件衬衫上都绣上一位做衬衫的女士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她要让战士们在拿到衬衫时知道应该感谢谁。他们不应该感谢大陆会议,不应该感谢各州,而应该感谢把爱心献给他们的女士们。即使在“顺从”华盛顿意愿的时候,女士们也毫不含糊地留下了她们充满个性的痕迹。萨拉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艾丝特的一片心。当萨拉把衬衫交给华盛顿时,华盛顿深受感动。他说:“我们的军队不会为牺牲和苦难后悔,因为我们得到了女士们的如此厚爱。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遗忘。”

 

当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优雅地奉献着她们的爱心时,很多平民家的女儿干脆拿起qiang与男人们一起战斗。“独立战争”中有很多人女扮男装参加大陆军,她们大多数隐姓埋名,流失在茫茫史海中。有的是为了与心爱的人常相厮守,有的是为了证明“谁说俺女子不如男”。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黛波拉·萨普森(Deborah Sa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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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波拉·萨普森

  

黛波拉·萨普森本是个小学教师,但她渴望冒险,安静的书桌无法束缚她的激情。她剪发缠胸,化名“罗伯特”参加了大陆军。她在军中三年,两次受伤。为了掩盖身份,她不许医生靠近,咬着牙自己疗伤。后来,她发高烧昏迷,被送往医院,终于被一位医生发现了真相。

 

这位医生没有说破,把她带回家给她调理。谁知,医生的侄女居然爱上这个英俊的战士,闹着要跟她结婚。医生没办法,只好“戳穿”她的伪装。他还给大陆军在西点的总指挥亨利·诺克斯将军写了一封信介绍黛波拉·萨普森的情况。黛波拉惴惴不安地来到诺克斯的指挥部,估计得受一顿训斥。但诺克斯对她非常尊敬,很郑重地交给她一份退伍文书,还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安身立业。黛波拉后来为人妻、为人母,马萨诸塞议会批准让她享受退伍军人的补贴。

 

另一位女英雄叫“莫莉·皮切尔”(Molly Pitcher),这名字是不是真的还有疑问,她可能是几个人的“合影”。据说,她跟丈夫一起上前线,给战士们送水喝。丈夫牺牲后,她拿起丈夫的工具继续给大炮填炮弹,直到战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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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莉·皮切尔 

  

与战场上的“花木兰”比起来,留在家园的女人似乎有些平凡。但她们在平凡中表现出的勇气足以向后世证明,她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她们不得不面对英军的抢劫和骚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曾拥有10个大种植园的南卡罗来纳首富伊莉莎·品克尼(Eliza Pinkney),因两个儿子都是大陆军高级将领,她的庄园被英军烧毁,最后连60英镑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但她一点也不沮丧。她说:“这样简单的生活更适合我。”

 

伊莉莎的亲家叫丽贝卡·莫特(Rebecca Motte)。她的豪宅被英军占据。民兵围攻那所房子,但因为它是石头的,特别坚固,民兵久攻不下。如果英军的援军到了就糟了。民兵来找丽贝卡,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要烧房子。丽贝卡马上找出她储藏的火yao,指点民兵将火yao射上屋顶,成功地将房子点燃,迫使里面的英军投降。丽贝卡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家,从此居无定所,但她在随后的庆功宴上谈笑自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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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莫特 

  

在战争中,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女人和孩子,她们以微薄之力为她们的国家默默奉献,她们的名字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她们有的为革命力量当间谍;有的跟随大陆军的脚步,为战士们洗衣做饭;有的为民兵传递情报;有的掩护革命领袖躲过敌人的追捕;有的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还保护机密文件;有的在父兄受伤时勇敢地与英军交涉,赶赴敌营照顾亲人。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男人头上的光环。但正是她们付出的点点滴滴让所有的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战争对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她们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男人走上战场,把本属于他们的社会责任留给女人,只有当此关头,他们才发现,一个出色的女人是多么重要。像一位“国父”所说:“每当我看到一个伟大的男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谁是那位伟大的母亲?”也许正是战争让“国父”们认识到,一个高档次的国家需要高档次的gong民,只有高素质的女人才能塑造高素质的男人。虽然他们不能把女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愿意为女人提gong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战后,各种女子学校应运而生,更多的女孩走进课堂,她们将哺育一个有活力、有教养的年轻民族。

 

新大陆的儿女在奋战六年之后,终于看到天边那道和平的曙光。但通往和平的路并不平坦。他们能得到他们祈盼的自由吗?他们将怎样在那张谈判桌上实现他们的梦想?请看下一个故事:《巴黎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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